如果要放弃,是不是得找个很好的理由...

 

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但已经足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报名GRE....也许是大脑,发热

 

觉得无所事事...既然报了,我就要努力...去奋斗了...

 

APM,超于超过130了...有的时候还可以到150了...

 

多亏了THEHOPE...永不疲倦的9D,ZERGLING RUSH...

 

哪天,我星际也有了天王般的水平,我肯定是A死对手的

大清早，局长头发锃亮，背着双手，迈着四方步走进办公大楼，裤子的拉链竟然没有拉上，裆部像个惊讶的口大张着，露着里面红红的内裤—

—那年局长49岁。　　门卫保安是第一个看到的。这个农村来的小伙子身强体壮，但反应却很迟钝，在他涨红着脸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该不该跟局长说一声时，局长已经迈着四方步上了楼梯（为了保持健康，局长从来不乘电梯）。　　局长在二楼时遇到了团委的女书记，年轻的女书记拿着份材料正要让局长签字，一见局长的裤子，忙装作是偶遇的样子说声局长早，就一转身匆匆地离开了——我是女同志，这事我来提醒不合适。
　　局长迈着正步继续上楼，在三楼遇到了行管科长。行管科长一见了局长就堆一脸的笑：身体向边上一侧，给局长让路，等局长过去了，他忙轻手轻脚地下楼——局长护短，“三讲”时谁提意见谁倒了霉，这事我不能说。
　　局长继续迈着正步上了四楼，在楼道里办公室主任和纪检主任正在聊天，一见局长大开着裤链上来了，两人都吓了一跳，但却都不动声色地和往常一样向局长问好。局长过去了，两人就小声地质问起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局长他裤链没拉好？”“你怎么不说？”“你是纪检办主任！领导裆部有了问题应该你过问！”“胡扯，这又不是作风问题，这是领导裤子质量问题，属生活起居方面的事，该由你来说！”
　　局长继续迈着正步上了五楼，在楼梯上遇到审计科副科长拎着暖瓶下楼打水。一见局长，这位副科长的脸刷一下子红了，他也只是侧身在

那儿点头憨笑，等局长过去了。
　　审计科长随之出现，他也和往常一样，亲热地和局长打了招呼就走——从一楼到五楼都没人提醒，我凭什么要提醒？
　　局长已上了六楼，左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副局长迎面走来，他诧异地看了局长一眼，也没说话。他在心里盘算：传闻局长将要调走，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局长从书记的办公室前走过，书记也发现了他红色的内裤。他在心里暗暗地冷笑——开着吧，过会儿开会看你怎么出丑！
　　全局干部会在9点钟准时召开，局长挺胸抬头带着一群党委成员走上了主席台。他的裤链仍张着大口，但全场鸦雀无声，都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局长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活动了4小时之久，直到他的小车司机在接他的时候目瞪口呆地指着他的裤链。局长低头一看，也不吭声，把拉链拉上了。
　　第二天这个司机就被调出了小车队，办公室主任在给委屈得要哭的司机谈话时郑重指出：你早上开车送局长来时干吗没有看见？

102岁孙元良将军谈56年前萧县突围秘辛

2007-03-14  来源：中华网  作者：郑义（记者）

　　国共内战结束五十六年了，但中外历史学家对一九四八年冬那场血肉横飞的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一直争论不休。在那场恶战中，国军被歼五个兵团——廿二个军五十五万精锐部队，导致国民政府仓惶退守台湾。指挥那场恶战的双方统帅：毛泽东与蒋介石，战地指挥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与杜聿明刘峙邱清泉李弥尽皆墓木已拱，唯一健在的战地高级指挥官乃是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这位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已退出军政界半个多世纪，鲜少与外界传媒接触。这一代的年青人在报刊上见到孙元良的名字，往往是因为他的五儿孙祥钟(秦汉)的艺术成就与影坛新闻。

　　五月廿七日下午陪同笔者到台北市北投怀德街一座五层住宅访问孙将军的有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徵校处处长容鉴光、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战备处处长王云翀(他在台大、陆官任主任教官时教过陈水扁、马英九、赵少康、汤耀明等人)以及台北银行副理李永中，尽皆将门之后。

　　孙：孙元良　　郑：郑义

　　郑：孙将军，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层层包围，共军几度陷危境，据了解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高级指挥官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投共，共军本已臻强弩之末。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但官方与民间的史书对萧县突围的论述不一，言人人殊，作为这场关系中国命运之大决战的前进指挥部副主任，您对最后廿万人全军覆没的内幕秘辛了若指掌，如果您默不作声，未亲历这场战争的后辈们纂写历史时，可能会有所偏颇……

　　孙：徐州是使用过不少人力物资，花过长时间经营的补给基地和空军基地，它的地形利於防御，工事强固完备，交通通讯设备齐全，粮弹燃料有相当存储量。既使后勤联络被截断，空投也较容易。我们这么庞大的集团兵力，武器车辆都很充实，当然需要庞大数量的补给，徐州是可以满足供应的。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国防部有潜伏共谍在作怪，他们假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五十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

　　郑：随著档案资料的解密，历史学家确认，从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主任被围陈官庄，在国防部作战厅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的刘斐、郭汝瑰系潜伏共谍。郭汝瑰先拟定固守徐州方案，又私下透露给中共，因而未能全面付诸实施。接著拟定撤离徐州方案，由於杜主任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公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到达青龙集一带时，共军佯作北撤，刘斐察觉蒋公求胜心陡然上涨，乃巧妙地从旁指责杜主任蓄意避战「只想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必须求战而不能避战。於是，蒋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解黄维兵团之围。现在从杜聿明回忆录可知，他接到国防部电令后，感觉蒋公「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

　　孙：是啊！黄伯韬兵团被歼时，我就当众说过：「消灭黄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叫王泽浚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浚一个军、叫黄维兵奔驰千里去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徐州、叫杜主任的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沦为庞大软体动物的，都是刘斐郭汝瑰。徐州撤退的翌日，我在吉普车中看到沿途拥塞混乱情形，就致电杜主任，指出共军只要用一个排就能将我们二十万人打散，这样下去实在危险，最好我们三个兵团分开来行动，赶快脱离战场，把态势整备好了再合起来同共军决战。两小时后杜主任覆电说，统帅部不同意我的意见，杜要我去研究作战计划。我事忙不能去，便派副参谋长熊顺义出席。熊提醒我：突然改变方向，转攻东南，掉转方向起码需要两天多时间，在这期间不知有多少共军追赶上来，那时就不止濉溪口三、四万敌人，而将是十几万、几十万敌人跟踪而来重新形成包围圈。我们自投罗网，插翅也难飞了。我让他到指挥部同邱清泉辩论，说透彻「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到如今，卅六计走为上计，停上来是死路一条！」

　　郑：据熊顺义在大陆所撰回忆录，他在会上讲述了孙将军与各友军的意见：「明知不可久待而竟待之，岂不是睁眼跳崖自己找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须从整个形势来考察才能立於不败之地」。可是邱清泉说：「无论从战略、战术、士气上都不应该这样停下来掉过头去钻圈套，但是老头子这一关过不去！谁能担保不挨罚！还是遵令调头吧！共军围就让他围吧，围过十天半月，吃不了，他们会自动逃走的！」李弥也附议，於是杜聿明就让熊顺义回去说服您。

　　孙：问题就出在这里！国家兴衰存亡所系的一场大战，其胜败仅由一名骄兵悍将的乖谬举措来定夺。我实在无意去批评统帅部昧於现势不够明断，遗憾的是杜主任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竖子妄作主张，将廿万国军主力轻易葬送，大陆也就很快陷共了！黄维兵团的东来，原是为了增援徐蚌，但从十一月廿五日起，这一兵团被困双堆集，弄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反转来要我们去援救他。到十二月六日，统帅部弄清战局知道两部无会合之可能，终於同意我们分道突围。即使高层有共谍捣乱，设若杜主任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耳根不软，毅然坚持突围，何至於全军覆没呢？十二月六日共军既未调集，也没有把我们围困得那样严实，而我们孙邱李三个兵团都相当完整，占踞在有利的内线位置上，如果一齐行动，是有冲出重围的力量，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冲出一半，稍经整补又可作战，何至於让共军捞便宜覆我全军、此后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渡江呢？再站在共军的立场上说，他们究竟是希望我们呆在一起让他们围住一口一口吃掉呢，还是希望我们走开以保存实力呢？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我们为什么要甘心钻入敌人的圈套呢？

　　郑：据大陆出版的军史说，共军华野司令员粟裕闻悉杜主任弃徐州西撤，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那时共军已比国军行动晚了一天，而国军部队大都是机械化兵团，倘杜部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给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粟裕晚年同他妻子楚青谈起徐蚌会战时，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击杜聿明集团。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著了，万一让他们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可惜国军自己变生肘腋。据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的回忆录说：「……天色昏暗便听到孙兵团突围行动已经开始的密集枪声。奇怪的是，邱清泉忽然改变了计划，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杜聿明问邱为何不照决定行事，邱说：『一切由我自行负责。如果突围时丢失了重武器，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账？』杜竟同意邱的意见，又致电李弥令他也改变计划就地宿营」「由於邱清泉一意孤行，破坏了杜聿明十二月六日晚三个兵团同时突围的计划，杜感到非常非常不快，可又无可奈何。邱清泉在包围圈中曾一度想赶走杜聿明取而代之，认为没有架在他头上发号施令的必要，甚至正式向杜提出：『包围圈中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的身体不好，请回南京去为老头子妥筹善策吧！』杜听了这些话难受极了，杜表示要为党国尽忠。邱赶不走杜，便迁怒杜身边的高级幕僚，指桑骂槐闹得大为不安」。

　　孙：文强是个忠厚君子。从延误援救黄伯韬到萧县突围，足可以看出邱清泉以其私怨，败国殄民。总统下令五个兵团集中力量打通津浦路徐州至蚌埠之间交通时，邱清泉私心自用，故意留下国军装备最精良之王牌中的王牌第五军在潘塘至水口一线迟迟不投入战斗；到陈官庄他下令停止前进，名义是休整，实际是为了调兵救援他担负掩护任务而被共军包围的亲信四十五师郭吉谦部和九十六师邓军林部，只因舍不得掩护部队而让几十万大军坐以待毙！十二月六日我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军七、八千官兵突围到了永城，我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突围入黄泛区，最后到了武汉。邱李兵团虽然按兵不动，事实证明了突围的可行性。倘若那天三个兵团同时行动，当然突围成功了。

　　郑：从结局看，杜主任与多数军、师长被俘，三个兵团司令，一战死两突围，所以滞留大陆的部将不无怨怼之心，从他们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忿忿不平情绪。譬如您部下一二二师参谋长魏煜昆说您「命令通信营把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也停止收发报，特别嘱咐指挥部发来电报一概不收，目的是唯恐杜聿明变卦，下令不再突围」；该师师长熊顺义说您「只身潜逃」；魏煜昆说您「化装假称中尉副官，未被解放军查出，乘混乱之际逃跑」；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李以匡则说您「藏躲在老百姓的床下未查出，侥幸逃出重围」；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说您「由三七四团保护突围，在半途化装商人逃到武汉」；就连杜聿明都说您「只身化装逃走」。

　　孙：光亭兄不愧为一诚实的军人，他对总统完全说实话——他电告总统第十六兵团是遵照他的命令而行动的。设若杜主任像某些奸佞那样把一切过失往别人头上推——万一他否认下令让我突围，我必须面对军法审判。到河南确山会见省主席张轸时，我才知道十二月六日那天指挥部临时变更计划，只有我一个兵团突围，杜主任他们仍在原地作战。如果我知道杜主任变更决心，我绝不会违抗命令单独突围的。至於截断电线一说，那纯粹是有些人推卸责任的遁词，我知道邱清泉曾责怪十六兵团撤退太早造成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有人说我切断电线，那是无稽之谈，须知当日突围时兵慌马乱，人车争道，冲过敌军火网时，我身边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都腹部中弹阵亡，在人马车辆争相夺路时，谁能保证通讯畅通？说我只身逃出，也是出於想像。我辖下一二五师是机动师编制，有载重四吨的卡车三百多辆。第十六兵团冲出重围的部队有四万人，其余未突围的三份之一约两万人由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收容，合编为第一二二师，他们在原地奋战至最后一刻；四十一军有八千人突围抵达河南永城，我自己率领的兵团司令部四百多官兵经河南确山换乘火车到了武汉。我的同袍部下在共方俘虏营里对我作不实之描述，我不忍指责他们。??，对这一场惨败我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自己的官书——《戡乱战史》，拾人牙慧而歪曲史实，使我几十年来一直骨鲠在喉。例如再版本的《戡乱战史》云：「……孙司令官乃乘势突围而去，但因部队混乱，又未与邱李两兵团预行协同，终不免为匪截击溃散……」。读者很容易误会为：「突围的停止实施，并非由於杜主任拗不过一个人的临时反对所致，而是由於孙兵团过早单独突围所致」。这当然不合事实，再版本删去了初版本上「邱清泉司令官忽又反对突围，力主拼战到底以死殉国。杜副总司令决心动摇，乃罢突围之议」一段。徐蚌会战是国军彻底失败的一役，参战的各位将领皆应负战败丧师之罪责，绝无可逭。故我绝无为自己辩护之意。但为惩前毖后，作为信史，使后代以古为鉴，则纪录必须翔实。

　　郑：到武汉后，宋子文有没有找您麻烦？

　　孙：我到南京是卅八年一月十日，斯时宋子文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已鞭长莫及。想当年抗战胜利时，我兼任过军长的第廿九军首先被编散。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寇摇撼陪都之际，这支部队孤军奋战夺回独山，因而全军受到国府嘉奖，我亦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不料廿九军却被陈诚以「整军」名义取消番号，以达其排除异己的目的。我从萧县突围后，陈诚去了台湾任省主席，自无暇北顾。总统知道我已尽职，并未怪责我，他叫我马上到川东万县尽速重组第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

　　郑：后来您怎样离开重建的十六兵团呢？

　　孙：这事说来话长。八年抗战的第一仗淞沪会战和最后一仗反攻独山我都与有荣焉。胜利后，由於陈诚妒贤嫉能，我被解除兵权，做了近一年的常(熟)镇(江) 地区守备指挥官，做了十八个月重庆警备司令，有些人在抗战中没打过硬伏却因巴结陈诚而做了大官。卅七年初，戡乱战事吃紧，我又被起用担任整编四十七军军长，八月调任十六兵团司令官开往徐蚌前线。按军功来计，升任兵团司令官统率六万人马，与军中同辈相比，可说毫无逊色。但说来惭愧，我统率的军队却是家叔德操先生（川军孙震上将）的廿二集团军班底。当时有人向当局进谗，称吾叔企图保存实力，於是吾叔名义上晋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实际被解除兵权。该集团军属下的四十一、四十七军都是川军，后者是「水晶猴子」（比喻精灵滑头）邓锡侯旧部，起初叫我去当整编四十七军军长是为了整合这两支川军部队。要是没有家叔的部队做本钱，我在参谋总长陈诚底下是做不成整编军军长和兵团司令官的。这和我们从前在广东做连排长时俨然以党国大事为己任、掌权者以天下为公的革命精神，已大相迳庭。我虽是孙震之侄，毕竟和川军并无渊源，其战力也同黄埔军人相差甚远。卅八年春，第十六兵团重建后，驻扎川东。重庆陷落后两周，吾叔飞赴台湾，将川鄂绥署主任职交我代理。成都陷共前六日，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率六万人在四川金堂投共。我即指挥六十师董兆均部乘大卡车五十多辆冲入什邡，想调度各军假道彭县、灌县西撤，以与胡宗南部并驱西康云南，或相机突围进西藏打游击，不料四十一、四十七军官长均避而不见，且警戒森严。四十一军军长严翊本是萧县突围时的一二四师师长，突出重围后我带他入川重建四十一军，因原军长胡临聪被俘，便升他做军长。不料严翊见利忘义，受董宋珩策动在马脚井设置阵地准备同我决战，董宋珩派人送来一信，略谓：「全兵团已经起义，不愿西行，你快走吧！」我方知大势已去——川军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安土重迁，不愿出省作战。我即率部乘原车冲出什邡，行至成都北郊新都唐家寺，将车队分散，令六十师董兆均去金堂归附六十七军胡长青。我本人再回成都，欲在凤凰山机场搭机，结果机场关闭，这次才是只身化装到了香港转赴台湾的。

　　郑：您知道胡临聪严翊他们的下落吗？

　　孙：大陆长期消息封闭，我在台湾隐居，音讯全无。

　　郑：胡临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十二年整，还当上了「学习组长」，於一九六○年「特赦」释放。严翊投共后又反水，事败后判刑十年，民国四十六年由重庆转押公安部北京监狱，五十二年四月「特赦」，三年后病故北京，年仅六十二岁，他比您小一岁，但少活四十年多。

　　孙：这也是天意啊！时隔五十六年，我对於苦战四十天、曝骨沙场的二十万袍泽仍然永难忘怀；我对此役全军尽墨也终生感到无比的耻辱，这是我毕生之最痛。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咎於我们从上到下没有做好保密防谍工作！

　　郑：刘斐郭汝瑰出卖军机情报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中共始终大力宣传他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未重用他俩，也忌谈他们的通共行迳，直至刘斐死后十五年，他女儿刘沉刚撰写《刘斐将军传略》一书，程思远为之撰写序言，才露出一段「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郭汝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与中共地下联络员接头一百多次，提供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以及长江江防的大量军事机密，但这些事在他的回忆录中都绝口不提，倒是他死后陕西出版之《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杜聿明传〉泄露出以下天机：

　　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著说：「各为其主嘛！」

　　不过，刘郭二人晚年并不安逸，刘斐在文革时饱受皮肉之苦，他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鞭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郭汝瑰仅仅充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肃反时有一投降留用军官检举他是潜伏特务，审查一年才结案；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残酷批斗……

　　孙：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是老天有眼呀！你从香港来，我想起一个人……民国卅六年我当重庆警备总司令时，侦悉中共地下市委准备在六月二日暴动，企图煽惑青年学生扰乱治安。我抢在他们前面，於六月一日深夜一举传讯了中共嫌疑份子一百六十七人。原拟遣送他们到共区。不料他们对身份都供认不讳，可谁也不肯离开繁华都市重庆去贫瘠遥远的陕北。於是我们接纳他们的自新悔过书，一律予以开释。其中有个名叫曾敏之的大公报记者，听说现在是香港左派报纸的头儿了？

　　郑：噢，曾敏之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因为在重庆写了一篇〈十年谈判的周恩来〉而窜红，当上了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可是中共建政后他并未春风得意——民国四十六年被打成右派，六十七年来香港定居，至七十八年退休也位止副总编辑而已，历四十二年才升了一级。在报业比他资历浅的，如张作锦、马克任等，在台湾都升至大型报纸的社长一级，江春男（司马文武）还当上了国安会议副秘书长。

　　孙：当年我出於怜惜人才，不忍断送他们的前程。可是中共对待我们的新闻从业员就没有这般仁慈了，据说上海《新闻报》总经理詹文浒死在青海劳改农场，总编辑赵敏恒瘐死於江西狱中，连他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都被逼自杀。这样一比，就善恶分明了。

　　郑：近几年到奉化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这便是真正民意的表露呀！今日相扰三个小时了，真想不到老将军这般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条分缕析，出口成章，请问您的长寿之道是……

　　孙：噢，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腌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冷盆、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未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凯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在兴宁城根中弹负伤住院。此外，我与医生、医院无缘。

　　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剪刈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五十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回溯我来到世间一百零二年的经历，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唯一深感遗憾的是安徽萧县突围的那一幕，我今日对你细谈因果，是希望中国人，不论在台湾、香港、大陆抑海外都要尊重历史，绝不可像某些当权者那样恣意窜改历史。

　　在83年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附：83年严打案例例举——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 死 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赁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未遂".

　　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

　　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犯，很常见的**手法，被游街后枪毙了。

　　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听说那时晚上12点(新疆,12点相当与北京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

　　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监狱里去了,根本没地方跑...

　　我有一个同学的哥哥,当时17岁,因与人发生口角,用铁锹拍了对方后背一下(仅轻伤),判8年.出来后真成了混世魔王.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好像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我看过的一个当年的材料里，最狠的一个，是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那一年，我一个邻居的女儿17岁,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家中无人照顾,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也许多是发生了性关系,由于他们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局委会老妇女的眼睛。83年那场“严打”一来，立刻被逮捕，（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片员”之前从未对其批评教育过），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报道中的“破获犯罪团伙多少个”这就是其中之一。游街的时候，女孩子茫然的看着远方，她肯定不知道：“公安”能超额完成“严打”指标，有她一分功劳。

　　这是个发生在苏州的真实事件；我们厂二车间周书记是部队的指导员，举家转业回来，首次严打，唯一的儿子就此十七岁消失了。当时公判，工厂停工收听广播，当听到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分厂的知情的职工都惊呆了，车间书记、主任：“这是个很本分的孩子，怎么就这样完了” 在严打前几个月的一天晚上，大维的几个同学约他出去玩，本不想去，又经不住同学劝，就骑着父亲刚给他参加买的新自行车去了，到了彩香一农户家，才知同学是为了讨赌输了的一百元钱，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赌得过有妻儿的农民，农民看到来的人多，就答应归还，参赌的孩子(是首犯)却拿了一百二十多元，和另外几个都骑车跑了(自行车未锁)。周大维拿起钥匙开锁却被此农民后腰抱住，周大维打开钥匙圈上的折叠的削水果刀刺穿了农民一个掌心。被农民抓住灌粪喝尿，被毒打后送派出所转公安局，假如是工伤的手掌被刺穿，连最低的伤残等级都达不到。劳动教养几个月好就可以了。然而案件不大，年龄不够，几个月都判不下来。到了严打时就可以判决了。几个同学与他(主犯)被判死刑。赌徒却没有受到判决。广播里声撕力竭地读着“不杀不足于平民愤”“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我同关过一间号子，我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下面可以略介绍几句。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等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只掉残缺的肢体。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好赶上83年的严打。由于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我这边有一老太婆,当年拦了一下汽车,被抓去给了个十天的拘留,本来十天就算了,后来一关给忘了,一共关了十年,回来后给了国家赔偿300元,现在变成上访专业户了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告诉我，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郝卫军告诉我，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河北固安人尚建国告诉我，83年他在甘肃省第一监狱服刑，他号里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5元钱），被判刑15年。此外，他还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 **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10多年徒刑，并已服刑4年。“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4人都给拉出去了！

　　83年严打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

　　两个我的同学。一个姓史，女性，因为和九个男性同睡一炕（不一定是和所有人发生关系）而被判死刑。一个姓刘，因为前女友反告他qiang jian，先是判七年，后女方家属上告，改判死刑。行刑的时候我去过现场。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 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我们单位在上法制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83年的案例，一个女孩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里洗澡，这时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该女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随即被定为流氓罪给枪毙了。